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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儒家思想促进了中医养生理论的形成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一直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中坚学派,并是封建社会统治数千年的“官学”,对我国的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对医学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医学史上就有“医儒不分”的说法。由于儒家主张以“中庸”为修身养性之法,并且儒家的鼻祖孔子又是养生的主张者和力行者,因此儒家的养生方法丰富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促进了中医养生理论的形成。

儒家对中医养生学影响最深者莫过于“中和观”。《中庸》是专门阐述中和观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又名孔伋。孔子的中和思想就是由他保留、记录下来的。所谓“中庸”,是儒家讲人性修养的一种境界-“和而不流”、“中立不倚”,既毋太过,也毋不及。宋代程颐解释为“不偏不倚之谓中,恒常不易之谓庸”。《中庸》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换而言之,只要人的修养能达到中和的境界,就会产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效果。《内经》在讨论到上古之人长寿的原因时指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这个“和”字,后世医家说法不一,其实,很有可能是儒家中和观运用于养生的最早记载,即通过“术数”达到“和”的境界,使阴不虚,阳不亢,而“度百岁乃去”。儒家学说的继承者,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这种中和养生观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男女体其盛,臭味取其胜,居处就其和,劳佚居其中,寒暖无失适,饥饱无失平,欲恶度礼,动静顺性,喜怒止于中,忧惧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于其身,谓之大得天地泰。大得天地泰者,其寿引而长。不得天地泰者,其寿伤而短”。儒家中和观对中医中和养生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宋代严用和在《济生方》中提到,“善摄生者,谨于和调,一饮一食,使入于胃中,随消随化,则无滞留之患;若禀受怯弱,饥饱失时,或过餐五味,鱼腥乳酪,强食生冷果菜,停蓄胃脘,遂成宿滞”,可谓饮食中和观。《内经》说:“智者之养生也。·····和喜怒而安居处”、“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则可谓情志中和观。此外,“善摄生者,无犯日月之忌,无失岁时之和”(《千金要方》),“人生如天地,和煦则春,惨郁则秋”(《医述》),“余问养生于吴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苏沈良方》),“能中和者必久寿”(《养性延命录》)等论述,在中医古籍中比比皆是,体现了中和观的养生理论、原则和方法。后来清人在总结这方面经验时说:“昔人谈致寿之道有四:曰慈、曰俭、日和、曰静”(《妙香室丛话》),已经把“和”列为养生大法之一,可见其影响之深。

孔子提倡修身养性,注重道德修养,孟子更是重视“养心”:“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其养心之具体方法是:“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以致后世儒家代表董仲舒、程颐、朱熹及医家孙思邈等人进一步发挥,并与养生方法相联系,形成了具有儒家特色的养生流派。

孔子还提出了“三戒”,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后来《孙真人卫生歌》中也提出了“三戒”,歌曰:“天地之间人为贵·····箕裘五福寿为最。卫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欲并大醉”。这中间仍可看出其关联性。此外,后世的饮食养生观有许多是从孔子饮食养生方面的创见中发展起来的。象“饮食之宜,当候已饥而进食,食不厌细爵。仍候焦渴而引饮,饮不厌细呷”(《饮食以宜》),“食精则能养人,脍粗则能害人”《(退庵随笔》)等,都无不有着儒家食养思想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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